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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自珍的不孝子 边改父亲文稿边拿棍敲牌位咒骂

来源:六安新闻网   时间: 2019-10-09

龚橙的汉奸帽子

龚自珍的长子龚橙(字孝拱,号半伦),在晚清学界是一个名声很大又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。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对他的评价仍然言人人殊,难以定论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有人把他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,说他是引导外国人焚园的罪魁祸首,因此骂他是汉奸、卖国贼;有人则认为并无此事,龚橙是被忌恨者所诬陷的。

此事究竟孰是孰非,在正史中很难找到材料来说明,野史笔记小说里却众说纷纭,正反两方面都有,而持贬损态度的居多,如:

庚申之役,英以师船入都,焚圆明园,半伦实同往,单骑先入,取金玉重器以归,坐是益为人诟病。(《新世说·任诞第二十三》)

或曰圆明园之役,即龚发纵指示也,以是不齿于人,晚年卒以狂死。(《南亭笔记》卷六)

《新世说》是民国初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名气的笔记小说,作者易宗夔也是个名声响亮的报刊作家。《南亭笔记》则是赫赫有名的官场讽刺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的作者、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李伯元的遗著,于民国初年出版。龚橙引导外国人焚烧圆明园这件事,经他们一宣扬,便“三人成虎”,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定了格。

当然,持不同意见和看法的著作也有。如孙静庵的《栖霞阁野乘》一书写到此事时,就提出过不同看法;蔡申之在《圆明园之回忆》一文中,也公开为龚橙做过辩护(《中和月刊史料选集》第一册)。但他们的书籍和文章的影响毕竟没有前两书大,作者的名气也远不如前者,最主要是,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,加之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使然,于是近百年来,不少书籍和文章写到圆明园被焚事件,仍然人云亦云,将龚橙贬得一无是处。有的甚至骂龚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,对他肆意攻击和丑化。

赵烈文日记里的龚橙

笔者最近读了龚橙最要好的朋友赵烈文的日记,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龚橙。

据《陈乃乾文集·赵烈文言行摘记》所记,“烈文于交游中,与龚孝拱最暱。咸丰五年,始相识于曾文正南昌营中”。龚橙是赵烈文最要好的朋友之一,诚然不错,但他们的相识时间,其实更早。据赵烈文《落花春雨巢日记》记载,咸丰五年(1855)五月初六日,他们就有相互走访;两个月之后的七月初九日,两人还正式交换了帖子,成了结拜兄弟。他们不仅是无话不谈的朋友,而且结伴去江西之前,还是隔河而居的邻居,有什么事需要商量,在家门口就可把对方喊出来。咸丰五年冬天他们结伴去江西,首先抵达的,也不是曾国藩“南昌营中”,而是位于九江市附近的“南康营中”(今江西省星子县)。在赵烈文日记里,这些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。

另外,咸丰十一年(1861)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师承关系时,曾说:“癸丑年(咸丰三年)遭乱,吾时年二十二岁,遂辍举业,稍探古学,常请益于族兄伯厚(赵振祚)先生及诸友人周君弢甫(周腾虎)、长沙癫痫频繁发作如何治疗刘君开孙(刘翰清)、龚君孝拱(龚橙),至今稍有知识,二三子与有力焉!”照此说来,龚橙与赵烈文不仅早就熟识,而且有师生之谊。

六年后的咸丰十一年(1861)八月,赵烈文来到安庆,再入曾国藩幕府。在此之前,龚橙因为识满文、蒙古文,又熟悉了解外国情况,被英使威妥玛(历任上海副领事、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、驻华公使等职务)聘为秘书。他和赵烈文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
赵烈文和龚橙再一次相见,是同治七年(1868)二月十三日,地点在上海。龚橙脱离威妥玛后,因恃才傲物,为众人所排挤,最后流寓上海,郁郁不得志。这天天刚亮,因事到了上海的赵烈文派人与龚橙取得联系,不久,龚橙就叫了一台轿子来迎接。老朋友相见,要说的话分外多。但这天谈得最多的是与外国交换条约的事。龚橙告诉赵烈文:这次与英、法、俄等国交换条约,外国列强“要求颇甚,非止铁路、电线各条,盖借以生衅,非寻盟也”。哪里是诚心交换条约,分明是寻衅闹事。又说:“英酋威妥码(玛)奉急旨,征回(奉命回英国)议事,约三月可到,换约已展至九月,其中甚不可测。”又说,在外国列强中,“以俄国兼并之念为最急”,日本也有趁火打劫之意。

更让龚橙担忧的是:外国列强虎视眈眈,做好了寻衅闹事的准备,而我们中国“各在位(各位掌权者)方泄泄沓沓,视如无事,惟恭邸(恭亲王)心知之,亦无能为谋”,所以“真可一喟”!他们谈了整整一天,直到傍晚赵烈文才告辞。

第二天,赵烈文再到龚橙那里久谈。这次主要是谈中国高层的腐败无能。龚橙说:恭亲王贪得无厌,其用人行政,“不过供外人之指索,无所谓求贤待用,备预不虞之事也”。言谈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。

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谗言

同年四月间,赵烈文陪曾国藩游无锡、苏州、昆山等地,最后到达上海,又与龚橙见了面。在上海期间,赵烈文曾向曾国藩推荐龚橙,希望曾国藩能够见见他,然后留他在幕府做事。曾国藩答应了赵烈文的请求。

历来看不惯龚橙为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这一情况后,当即向曾国藩进谗言说:同治元年(1862)曾国藩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折,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详细了解其中的内容,就是龚橙将其卖了。曾国藩一听,非常恼怒。

丁日昌又要其下属、上海道道员应敏斋告诉龚橙说:曾大帅怀疑你出卖了他的奏稿内容,这时你去见曾大帅,不仅自取其咎,而且必有奇祸。龚橙当即询问赵烈文有没有这回事。赵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国藩做解释工作,说同治元年的奏稿许多人都见过,英国人耳目又多,哪里需要凭借龚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内容;一面答复龚橙说:已向曾国藩解释清楚了这件事,他不会因此责怪你的,所以还是力劝龚橙前来见曾国藩一面。

龚橙此时虽然穷困潦倒,很需要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,但他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,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,于是主动放弃了见曾国藩的机会,赵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遗憾。安徽儿童癫痫病治疗>

离开上海后,曾国藩由水路返回金陵,赵烈文则请假顺道回了苏南家乡。五月三日赵烈文返回金陵,见到曾国藩后,再次为龚橙辩诬,然后说:“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(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),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;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,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的黑状,其言语之反复,一至于此!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,丁日昌说:这都是因为应敏斋与龚橙矛盾很深,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。”赵烈文于是问曾国藩:“事实果真如此吗?”曾国藩告诉赵烈文,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,都是丁日昌对他说的,不是应敏斋。赵烈文一听,气愤地叹息说:“其诬罔又如此。噫,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,吁,可危矣哉!”

作为堂堂一省之巡抚,丁日昌竟然和龚橙如此过不去,自然让赵烈文十分气愤。《陈乃乾文集·赵烈文言行摘记》说:“此后孝拱益困窘,烈文每资助之。”

龚橙与赵烈文失和

赵烈文和龚橙最后一次见面,是光绪元年(1875)赵烈文称病辞官回乡之后。

光绪二三年间,龚橙多次来到江苏常熟虞山赵烈文家中,说是有一批尊彝瓦当及碑拓之类的金石拓本文物,想带来赠送给赵烈文。赵烈文知道龚橙家里藏品甚丰,早年又见过他的瓦当一种,非常精异,就表示愿意一观。当然,他哪里会让龚橙白送,到时肯定会计价给钱的。不久之后,龚橙果然带来一批文物,其中虽然不乏精品,却没有几件是赵烈文很想要的,这就使得他非常为难:接受龚橙的馈赠,心里过意不去,将其全部买下来,内心又不情愿。再说赵烈文辞官回乡之后,各项开支很大,家里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,哪有闲钱将这些文物全都买下来?龚橙见此,非常失望,于是“不辞而别”。(《陈乃乾文集·赵烈文言行摘记》)

为了挽回和龚橙二十多年的友谊,赵烈文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,希望他在中间做些调解工作。遗憾的是,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四年(1878)十二月十九日,龚橙就去世了。

龚橙比赵烈文大十五岁,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(1817)九月二十七日未时,以此推算,龚橙去世的年龄是62岁(编者注:香港大学梁绍杰教授1999年发表的《龚橙事迹考述》,已考出龚橙卒年。该文对龚橙生平有详尽的考证,亦不同意龚为英法联军向导之说)。

与龚橙失和的事,从此便成了赵烈文的一块心病,觉得很对不住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老朋友。

赵烈文多次为龚橙辩诬

笔者之所以要把赵烈文日记中的龚橙如实写出来,是想说明一个情况:民国年间出版的那些笔记小说,虽然把龚橙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,说他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,因而骂他是汉奸、卖国贼,但他最要好的朋友、为人又十分正直和品德高尚的赵烈文,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记里,却见不到责怪龚橙的言词,相反却记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橙的造谣中癫痫病要吃什么药伤、龚橙热心关注国事、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橙辩诬的种种事实,由此看来,龚橙是汉奸卖国贼的说法,实在不足为凭。

不仅赵烈文日记没有写龚橙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一事,而且在最初的各种记载中也完全找不到根据。

首先是当年的侵略者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。其次是清廷留在京城的大臣如恭亲王奕以及文祥、宝鋆等人上给咸丰帝的奏折中,也未说到此事。三是当时留京官僚的日记中,如翁同龢的《翁文恭公日记》、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等,虽都详细记载了北京城里对火烧圆明园的种种传闻,却未提及龚橙引洋兵入园之事。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,应是有闻必录,如果龚橙确有此举,他们岂能不记上一笔?赵烈文自然也没必要在日记中为龚橙隐讳或夸大什么。

退一万步说,龚橙当时如果确有世所传言的“汉奸”嫌疑,丁日昌、应敏斋等人早就不会与他来往,或以此进谗言于曾国藩;曾国藩对此事也应早有耳闻,哪里还存在接受赵烈文的推荐而同意聘用龚橙之理?

所以说,龚橙所谓的引导外国人焚园一事,纯属子虚乌有,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鬼话。

苍蝇不叮无缝的蛋

既然如此,后人为什么要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扣到龚橙头上?

除了当时确有中国的没落贵族“倡率奸民”,假借外国人之名,入园纵火并哄抢财物(王闿运:《圆明园词》自注),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:一是龚橙不仅给英国人做过秘书,而且“英师船闯入天津,孝拱实同往焉”(《淞滨琐话·龚蒋两君轶事》),这就为其引导英国人焚园提供了口实,留下了话柄;二是龚橙不检细行,放荡不羁,不仅言语惊世骇俗,而且行为特别怪异,既让人看不惯,又得罪了许多人。

龚橙刚到威妥玛那里做秘书时,“民族主义”虽然“尚未发达于吾国”(《栖霞阁野乘》卷下),给外国人打工并不犯忌,但因为龚橙凭着自己的才学,得到威妥玛的高度赏识,不仅拿着很高工资,而且行动有护卫跟从,包括威妥玛本人在内,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,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产生葡萄酸心理,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另外,龚橙从小跟随父亲居京多年,熟悉清廷情况,在中英谈判中,英国人向他作些咨询,甚至让他参与翻译工作,这些都是可能的,当然也是犯忌的。况且不久风气即大变,排外仇外成为一种潮流,广大民众对“洋鬼子”恨之入骨,而对于某些号称中国人,在对外交往中却认贼作父、为虎作伥之徒,更是痛心疾首。于是面对洋人,人们避之唯恐不及,生怕沾了一点洋腥,玷污了自己的名声。

龚橙倒好,不仅洋装照穿,洋车照坐,洋饭照吃,洋腔照打,继续热心为洋人服务,而且招摇过市,一点也不避嫌。他甚至公然扬言:“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,不如送与西人。”(《民国史料笔记丛刊·求幸福斋随笔》)他最后被人误解和被忌恨者诬陷,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
天生反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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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龚橙不检细行,放荡不羁,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说法那就更多了。

龚橙虽是学贯中西的大才子,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,始终没有混到功名。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性格之人,从此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一切几乎都看不惯,士大夫极力宣扬的礼义廉耻、忠孝仁义观念,在他看来简直虚伪透顶,都是坑害人的精神鸦片。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标榜忠君爱国的士大夫,士大夫自然也不愿和他往来。

他又好谩骂人。别人眼里的社会名流和贤达,在他嘴里全是男盗女娼。大家既怕他这张臭嘴,又恶其为人,于是惹不起躲得起,见了他的身影或听见他的声音,就赶忙避开。

清末著名学者也是龚橙好友的王韬,在《淞滨琐话·龚蒋两君轶事》一文中,就这样写道:“居恒好漫(谩)骂人,轻世肆志,白眼视时流,少所许可。世人亦畏而恶之,目为怪物,不喜与之见,往往避道行。”龚自珍本来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,抨击时弊,讥刺权贵,无所顾忌,被人骂为“龚痴”,如今龚橙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,自然更为世人所不容。

对自己的家人,龚橙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长期不理妻子陈氏,儿子龚啻(字去疾)他们来了也不见,对于一奶同胞的弟弟龚家英(字念匏),更是形同路人。

他也瞧不起父亲龚自珍,常常拿出父亲的文稿率意而改,边修改边拿棍子敲打父亲的牌位,嘴里还念叨:“写的什么破玩意儿,真丢人!”又说:“看你是我亲爹的份上,才帮你改过来,以免贻害后人。”

在龚橙的世界里,只有一个小妾是他喜欢的人。中国人历来讲究五伦,五伦者,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也。这龚橙只爱自己的小老婆,五伦去了四伦半,这就是他后来自号“半伦”的由来(《清稗类钞·姓名类》)。不过到他晚年穷困潦倒之时,这个他唯一爱的人,也跟着别人跑了,最后连“半伦”也没有了。

除了做过威妥玛的秘书,龚橙似乎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。咸丰五年,他与同是科场失意的赵烈文一起跑到江西,投奔曾国藩,原本想在曾国藩幕府谋一份差事,最终却未能如愿。

理想找不到归宿,精神失去了家园,玩世不恭就成了龚橙生命里最好的慰藉品和麻醉剂。

后来英国人对他也失去了兴趣,他只能靠着祖上留下的积蓄,过着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。李鸿章到了上海后,每月资助他一些银两,他的生活才有了基本保障。后来没有了这份资助,龚橙只有变卖家里的古董文物和字画书籍生活了。临死前一年,龚橙说是赠送赵烈文一批文物,实质上是他太需要钱用,只是一开始不好在朋友面前提钱之事而已,最后却因此失和。赵烈文是同情龚橙的,龚橙却不能理解赵烈文的苦衷。龚橙最后穷困潦倒而死是真,“晚年卒以狂死(因精神失常发狂而死)”的说法则言过其实。中国有句俗话叫“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”。又说“是非上身皆有因”。龚橙被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,确实不是无缘无故。一些不负责任的口水,有时确实能将人淹死。不过谎言毕竟是谎言,一戳就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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